刘文鹏 姜海若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关西藏历史书写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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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傅礼初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西藏部分的论述中，沿袭伯戴克“保护关系论”的思路，提出了清朝在西藏仅拥有象征性权威的偏颇之见，并基于此观点对相关史实进行了片面化的解读。本文通过对书中观点和史实解读的批判分析，从历时性研究和制度史两方面对清朝的国家构建路径研究进行了再思考。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姜海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摘自：《清史研究》2023年第2期
原题：《是“象征性权威”，还是国家主权再构建？——对〈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关西藏历史书写的思考》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5期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二章“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和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由汉学家傅礼初（Joseph Fletcher）撰写。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和更多史料的发掘，傅礼初的基本概念和一些重要观点的局限性也暴露出来。本文拟以30年来史学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和方法为基础，对傅礼初有关清代西藏历史研究中的“象征性权威”等主要观点，及相关内容的书写进行分析，希望以此能对清代西藏历史的研究做一些总结，推动我国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象征性权威——傅礼初观点分析
在原文中傅礼初指出新疆、西藏在19世纪的前六七十年中发展各有不同，而“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特征以及满洲人在合并它们时本来目的的不同”。清朝在管理边疆时采取的不同政策，以及各地所具有的特点，成为傅礼初研究的基本落脚点。
在其笔下，西藏不再单纯是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而是一个因特殊地理环境，有着独特经济、政治和宗教制度，并且在菩提亚人中具有极高影响力和特殊地位的势力。达赖喇嘛在西藏建立了以格鲁教派为主的政教合一政府，集世俗和精神统治于一身，并且将原来的世袭地方首领转变为官僚化的贵族。西藏地方政府不仅控制了康区西部、卫藏、阿里以及羌塘等地，还通过宗教等方式将影响力辐射至周边的菩提亚人地区，形成了以西藏为中心的政教关系网。傅礼初承认西藏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并被逐渐纳入清朝的统治体系中，但却认为清政府统治的有效性是有待商榷的。同时，傅礼初认为“随着1792年乾隆帝对西藏—尼泊尔战争采取军事干涉，清朝对西藏的影响臻于极盛，此后则逐渐衰退”，强调清朝在西藏权威的象征性和表面性，突出西藏作为“独立”势力的形象。
通过对西藏内政事务和对外关系的考察，傅礼初认为“即使在它的全盛期，清朝在西藏的力量也绝未占压倒的优势。在19世纪60年代，西藏人出于自身的原因仍然宁愿加强清帝国的象征性权威，并使它看起来好像是名实相符的”。此外，傅礼初还认为，相较于新疆，西藏虽然具有自己的政府和军事力量，但是对于清朝并不能构成威胁，因此清朝也没有必要去削弱达赖喇嘛对西藏的控制权力。反而随着19世纪以来西方的入侵，清朝开始加强达赖喇嘛的权力，“支持拉萨去努力排斥外国影响和保持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傅礼初的观点暗含伯戴克（Luciano Petech）“保护关系”论，伯戴克认为在18世纪“中国人废除了大权独揽的第悉（摄政王）。他们建立的政府是一种具有比较严格的保护国的形式”，在清军的监护下治理“国家”。张永江指出，伯戴克理论的“要害是将西藏视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从而与清朝平列起来”。傅礼初不过表达得更加委婉而已。
基于“象征性权威”观点的
史事解读
傅礼初在文中援引大量史事来支持其观点，但由于写作方式的不同，他并未引用任何一手史料，其援引内容都来自二手史料或直接没有引文，因此对于傅礼初所援引的史事以及由史事得出的观点的逻辑，我们应该抱有审慎的态度。
（一）如何看待金瓶掣签制度的实践
在考察西藏内政事务时，傅礼初对于金瓶掣签制使用情况的考察是支撑其观点的重要依据。傅礼初认为金瓶掣签制的施行引起了藏民的不满，在藏民眼中“金瓶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干涉，而且认为这是清朝在西藏具有权威的象征”。西藏政府采取了居中调和的方法，一面使藏民相信活佛仍是由传统方法选出，一面向清朝保证金瓶掣签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傅礼初以金瓶掣签使用的次数为依据，说明金瓶掣签制度在西藏并未发挥实效。
然而，自金瓶掣签制于1793年正式制定，九世、十三世达赖喇嘛由清朝批准免于掣签，十世、十一世、十二世皆以金瓶掣签确定，傅礼初却说“在1841年和1858年这两次一般都公认曾经使用过它”，将1822年十世达赖喇嘛排除在外，不知傅礼初在此所说的“公认”有何依据。另一位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自金瓶掣签制实施后共有两代班禅转世，皆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除了最为重要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外，“西藏的摄政活佛和各个教派的主要转世活佛也实行金瓶掣签”，据统计有清一代共有70位活佛转世使用了金瓶掣签，平均不到两年就举行一次。由此可见，金瓶掣签在藏传佛教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考察完金瓶掣签制的使用次数，我们仍需对免于掣签的案例进行详细考察。免于金瓶掣签的两位达赖分别是九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究其过程会发现最终的决定权仍在清朝手中。摄政等人确定灵童后并不能直接宣布其为达赖喇嘛的转世，要么按照金瓶掣签的方法予以认定，要么奏请皇帝请求免于掣签。由此活佛转世已经被纳入清朝所制定的轨道当中，最终决定权由清廷牢牢掌握。如此看来，傅礼初所提供的依据并不能支撑其所下的论断。
（二）19世纪西藏对外关系及清朝的作用
傅礼初在对西藏外交事务进行讨论时，认为“西藏有它自己的藩属，这些藩属是中国政治势力范围的次要部分，但它们本身不是清朝的领土，甚至也不是清帝国形式上的属国”，在其看来这是西藏具有自己外交政策的体现。傅礼初对于拉达克等西藏藩属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清朝通典》中对清朝的外交关系有一段简要的总结，将与清朝有往来的国家分为“朝献之列国，互市之群番，革心面内之部落”，其中“革心面内之部落”指布鲁克巴和拉达克此类不属于清朝属国，却与清朝有直接政治往来的势力。通过赐封，清朝的政治影响力辐射至布鲁克巴等地，将其纳入清朝的对外关系结构中，西藏对藩属地区的管理只能在清朝所建立的框架之下施行。
此外傅礼初还努力刻画西藏面对外来入侵时自己保卫自己的形象，突出清朝权威的衰败和治藏的无力。诚然，世移势易，西藏绿营驻军因军饷迟发、轮换不及时等问题逐渐败坏，在森巴战争、抵御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时作战的主要部队是藏军，但不能借此认为是所谓的“西藏自己保护自己”。藩部行政体制是基于清朝“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观而形成，虽然与内地行省制度存在不同，但不能将藩部视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西藏与清朝仍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同时，在战争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藏军，实质也是清代军制的一部分。通过康熙至乾隆的历次改革，藏军逐步规范化，无论是兵丁挑补，还是军官任免，都遵循清廷所制定的条例。而且，在战争中，驻藏大臣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一面指挥前线军队，一面向清廷汇报战况，同时清廷也制定相应的作战方案，驻藏大臣与清廷之间的文报往来便是最有力的佐证。因此，在考察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时，不能因清朝驻军未能发挥作用而抹杀西藏本就是清朝主权之下的藩部地区这一事实。
清朝的国家构建再思考
傅礼初笔下的西藏历史充满了割裂感，空间上囿于“内亚”，时间上限于1792年后的晚清。这种研究视角也许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理解，但这肯定不是真正的西藏历史。从国家的角度，将西藏纳入整个清朝国家构建的进程中，思考国家权力如何进入西藏社会，与西藏独特的“内亚”性质相配合，完成对西藏强有力的统治，无疑是一条突破藩篱的研究路径。同时，晚清不是一段独立的历史时段，它是更长的清史乃至中国史中的一段，不能割裂历史发展的逻辑。因此，在突破“内亚”藩篱的同时，也要打破时间的限制，看到更长历史时段中西藏的历史。
（一）包含“内亚”的整体性历时研究
历时性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追根寻底式的溯源考察，探寻历史表象变化下内含的发展理路，这才是历史研究之关键。傅礼初笔下的西藏历史呈现出浓厚的“内亚性”和历史断裂感，这一特征被如今备受关注的“新清史”所继承。自“新清史”兴起后，“内亚资源”成为一些国内学者在研究西藏等边疆地区时借鉴和参考的重要研究要素，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二元体制”的观点。参与讨论的学者试图在“汉化”之外找到一条能解释清朝对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统治的政治路径，并上溯至辽、金、元等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二元体制”的历时性研究突破了以往的“汉化”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新清史”注重内亚特性而造成的政治焦虑。然而在杨念群看来，这些学者混淆了“治理”和“统治”的概念，“二元体制”实际考察的仍是清朝的治理手段，并不能完美解释清朝的统治。于是杨念群提出将清朝置于“正统性”的理论框架之下进行考察：清朝一方面承袭传统儒家官僚制度，从中央至地方（内地）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传统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以藏传佛教为纽带，与达赖喇嘛为首的宗教领袖集团争夺话语权，并制定藩部驻防、金瓶掣签等制度，最终形成了涵盖“内地”与“藩部”的双重统治格局。杨氏的“正统论”突破了单一视角的局限，不似“新清史”学者就“内亚”论“内亚”、就清朝论清朝的局限，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得以体现。
回归“治”的层面，学者们注意到清朝对西藏的统治及治理体制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清朝任何制度的创制和运行都不是独立的，皆以整个国家的构建为基底，因此在考察清代历史时就必须注意到“国家的整体性”和“国家发展的历时性”。前者提醒我们要摆脱碎片化的研究，看到国家作为权力整体性运行机制的作用，以国家为主体考察国家构建过程中各要素的互动，探寻其内在运行的机理；后者则要求我们有更加长远的目光，突破学科的划分和人为的时间界限，以长时段的视野去看待历史的发展，追寻历史发展的脉络。
（二）制度与实践
傅礼初在文中所使用的例子并非全然失实，他观察到制度与实践之间的张力。问题在于他将这种张力扩大化，将实践与制度之间的差距视为制度的失效，并且将制度视为一种“死物”，用于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静态工具。因与制度不符或存在差距而衍生出清朝权威流于表面的论断，无疑是值得警惕的。
将本来流动性的、变化中的制度视为停滞不动的静态事物，从而使制度史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活力是历史学者不经意间便会陷入的误区。在考察制度时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判断正误或者合规与否的工具，更应该将其视为一套权力运作的流程。在金瓶掣签制确定十一世达赖喇嘛人选的过程中，驻藏大臣作为皇帝的代表全程参与金瓶掣签，从活佛圆寂到选定新的活佛，都要事无巨细地向皇帝汇报并请求皇帝批准，获得皇帝的首肯之后才能施行。如果班禅、摄政等人想要请求免于掣签，也要通过驻藏大臣奏报皇帝，由皇帝批准是否准许免于掣签，若不准许则继续进行金瓶掣签。因此，当金瓶掣签制度创建后，活佛的转世制度被纳入清朝权力运行的轨道中，受到清朝国家权力的支配而非傅礼初所论清朝权威流于表面。只有对整个流程进行动态的考察才能发现国家权力对藏传佛教强大的控制力。
除了考察制度演变的“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从可视化的角度对制度与权力的关系进行考察，将文化的制度转化为可视化的标识。其实这就是“礼”治的体现，其不仅体现在传统的中原王朝治理之中，而且在清朝对藩部地区实施统治时表现也很明显。通过各种中间媒介，清朝架起了礼仪与皇帝权威之间的桥梁，对非汉族群体实施了有效的政治文化统治。
在清朝国家构建的过程中，通过设计各种制度工具，并使之行之有效地运转，将国家权力的触角在横向上延伸至版图疆域内的各个角落，纵向上自上而下贯穿各个社会阶层。对藩部地区来说，无论是理藩院体系，还是以将军、大臣为主的藩部驻防体系，皆为清朝国家权力向藩部地区渗透的制度路径，清朝的国家权力充斥在各项体制运行的流程之中，对藩部地区的治理也牢牢地控制在清朝的国家政权手中。因此，要考察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力度，重新回归国家，考察清朝国家构建的整体进程无疑是一条有效的研究路径。
余论
综上所述，傅礼初对清朝管辖西藏“象征性权威”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伯戴克“保护关系论”的思路，他试图将西藏描绘为一个具有独特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制度的，控制了西藏本土，于菩提亚人中具有较高影响力，形成了以西藏为中心的政教关系网络的“独立势力”，进而得出清朝在西藏的权威性流于表面、从未占据上风的论断。傅礼初的这些研究成为后来美国“新清史”思潮成长的一个重要学术基础。相对于傅礼初把对西藏的研究建立在一个区域化范围基础上，近些年的研究则以“国家构建”“正统性”等更加宏观的视野，在“内亚”和“汉化”之上探寻一条新的解释路径，对边疆地区的历史乃至清代的历史进行重新思考。反观傅礼初对相关史事的分析和解读，很容易给人在理论上先入为主的印象，其结论亦难免片面化、歪曲化。几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清朝管辖西藏的制度史研究，不仅由更为丰富的档案史料出发对很多问题做出更为准确和清晰的阐释，而且从方法论上也做出了新的探讨和推动。而新制度史方法论的兴起，也让我们看到傅礼初在解读史事时陷入的误区，这给予我们启发：如何进行“活”的制度史研究，以便对清朝国家权力深入社会特别是边疆社会的方式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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